文|谭丽挪

我们成武人，入了冬，就惦记那碗白酥鸡。

白酥鸡，是山东省成武县的传统名吃，《成武县志》里记载，它起源于清朝初期，已在烟火人间走了三百年。在我家，这手艺是我爸的。

“你爸脑出血住院，昏迷中反复念叨白酥鸡。”电话里，母亲的声音断断续续。

挂断电话，买完车票，我呆坐在椅子上。白酥鸡这三个字，把我的思绪拽回成武老家的厨房。父亲系着围裙搅肉馅，我们一遍一遍去厨房，父亲笑道:“小馋猫们，别着急，肉上劲了才好吃。”

火车哐当哐当地穿过华北平原。窗外掠过收割过的玉米地，让我想起父亲的承诺：“等收完秋，就带着白酥鸡，去内蒙古看你们。”在成武，白酥鸡是特产，是宴席的压轴菜，是年节的念想，更是游子心中故乡的符号。父亲总说，得让小宝尝尝家里的味道。

病房里，父亲多数时间昏睡着。消毒水的气味也盖不住他身上那股熟悉的烟火味。看到我，他眼睛湿了，嘴唇颤动：“白酥鸡……”我握住他布满薄茧的手，就是这双手，四十年如一日地在厨房里忙碌，把刚蒸好的白酥鸡吹凉了喂进我嘴里。

睡梦中的父亲，成了最执着的厨师。“肉要剔净，筋膜卡嗓子”“淀粉和肉的比例得是三比一”，这些工序，是他从爷爷那里学来的，是刻进骨血里的记忆。

一个深夜，我听见父亲喃喃：“水要分三次加，一次不能多。”我赶紧应道：“记住了。”他才像完成了某种交接，沉沉睡去。成武的白酥鸡，讲究的是“肉要鲜，粉要纯，劲要足”。必须用本地散养的笨鸡鸡胸肉，配以老磨坊的红薯淀粉，这是老一辈传下来的规矩。一方的水土，出一方的味道，离了成武的料，味道就走样了。

父亲做的白酥鸡是我最爱吃的人间美味。记得我三岁那年的冬天，重感冒烧得迷迷糊糊，哭着非要吃白酥鸡。在邻村宴席上帮忙的父亲听说后，扔下围裙就跑了回来。我扒着门框哭，直到闻到蒸锅里冒出肉香。没等晾凉，我就抓着往嘴里塞，烫得直哈气也舍不得松口。父亲蹲在我身边，粗糙的手掌轻抚我的头顶：“慢点儿吃，没人跟你抢。”

远嫁内蒙古后，每次想家，父亲总在电话里说：“回来吧，爸给你做白酥鸡。”那时我只当是寻常安慰，直到儿子三岁第一次回老家，捧着碗吃了小半碗，含糊地说：“姥爷做的最好吃。”父亲含笑的眼里闪着泪花：“跟你妈妈小时候一个样。”

父亲更加执着地要教我这门手艺。可我怎么也做不出父亲的那个味道。父亲抓着我的手搅肉泥：“得顺着一个方向，把心意都揉进去。”我总学不会那股“上劲”的力道。如今看着病床上的父亲，我才明白，所谓“上劲”，哪里是力气的事，分明是把一辈子的牵挂和疼爱，都揉进了那盆肉泥里。

父亲出院了，总惦记给我做一次白酥鸡。厨房里，母亲已备好一切。都是父亲满意的材料。父亲握起那把老菜刀，低着头，一点点剔着鸡胸肉上的筋膜。那只布满青筋的手，因为刚康复，抖得厉害。每剔一下，都要喘息片刻。我想帮忙，父亲摇头：“不用，我自己能行。”搅打肉泥时，父亲的动作更慢了。每搅几十下，就得扶着灶台歇会儿。“顺一个方向才上劲。”他望着我，眼神里有种固执的温柔。

蒸笼架起，水烧开的“咕嘟”声里，父亲断断续续地说：“你嫁到内蒙古那天早上我给你做了三碗。看你吃了一碗半，我心里就想，这么远，以后你馋了，可怎么办。”

蒸汽裹着鲜香弥漫开来。父亲执意亲自开笼，掀开笼盖的瞬间，热气扑面。倒扣在盘子里的白酥鸡，塌了一边，切片时厚薄不均。父亲眼神一暗：“老了，不中用了……”我拿起一块放进嘴里，熟悉的味道瞬间漫开。“好吃，爸，真的特别好吃！”父亲没再说什么，只是慢慢地走到椅子边，坐下，闭上了眼睛。我转身假装看向窗外。

返回内蒙古时，我要了那只蒸白素鸡的陶碗，父亲开心地塞进我的行李箱：“拿去吧，小宝放假回来，用这个碗做，就当我做的。”火车上，抱着那只陶碗，我泪在眼眶里打转。这只碗，盛过四十多年的白酥鸡，盛过父亲的青春，盛过我的童年，也盛着我们一家人说不出口的牵挂。

如今，我也常学着父亲的样子做白素鸡。

后来，儿子把陶碗带进大学，一次发信息说：“妈妈，看着这碗，好像闻到了姥爷做白酥鸡的香味，我想家了，想回山东看看。”我回了一个“拥抱”的表情。

在内蒙古的冬日，我准备再做一次白酥鸡，弥漫的蒸汽里，我仿佛回到了成武老家父亲的厨房。

白酥鸡这门手艺，连同这片土地上的其他民俗——冬日里热闹的庙会，香气四溢的羊肉汤，共同构成了鲁西南独特的风景。

若有机会，不妨在冬日来一趟成武。尝一尝白酥鸡，相信你品出的，不止是食物的鲜美，更是一段温暖的文化旅程。

（作者为执业兽医师，内蒙古通辽市作协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