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年生在衡水景县的平原,我记忆里最鲜活的年味,总与肉香缠绕。那时的冬天,风裹着麦苗的清香刮过田埂,家家户户的烟囱冒着白烟,空气里浮动着一种近乎奢侈的期待——过年了,能吃上肉了。可这期待背后,是父母咬牙的狠心,是兄弟姐妹围在锅台旁的热切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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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月里,母亲总在灶台前忙碌。铁锅里咕嘟咕嘟冒着泡,三五斤带骨肉在沸水中翻滚,像沉浮的褐色岛屿。那是父亲从集上买回的"方肉",豆腐般方正,带着骨头的粗粝。母亲说,好肉要留着招待客人,小孩只能喝点肉汤,啃点骨头。可那汤里浮着的猪油,金灿灿的,晃得人眼馋。我总记得母亲舀起半碗汤,油花在碗边凝成琥珀色的珠子,我仰着头,一滴不剩地舔干净,舌尖上还沾着几粒葱花的辛香。兄弟姐妹们围在锅台旁,舔着舌头、咽着吐沫、瞪大眼睛看着锅里的肉,谁也不敢说话,生怕惊扰了这难得的肉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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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夕的饺子是重头戏。面皮是掺了白棒子面的,颜色发灰,咬下去粗粝得像砂纸。母亲说,掺棒子面的馍馍更好吃,可我总觉着,那麦香被玉米的甜腻冲淡了。饺子馅里藏着秘密——肉汤和十香面调和的馅料,裹着白菜的清甜,偶尔还能摸到馒头屑的颗粒感。母亲包饺子时,总在面皮边缘捏出细密的褶子,像给婴儿裹襁褓。她叮嘱我们,初一不能乱说话,尤其不能说"饺子破了""不够吃",可我总忍不住偷瞄锅里翻腾的饺子,它们像一群白胖的鱼,在沸水中追逐着年关的喜悦。
可这肉香背后,是父母咬牙的狠心。那时家境不富裕,粮食产量不高,收成大部分交了公粮,留下的只有产量高的红薯。返销粮基本上都是围场土豆,吃过红薯秧、叶和榆钱,吃过红薯干面,甚至吃过用干红薯秧和玉米棒骨头轧出的面。平时哪敢奢望吃肉,兄弟姐妹就盼着过年沾点肉腥。母亲总说,肉是"金疙瘩",得省着吃。可我们几个小孩子,哪懂这些,只顾着围在锅台旁,眼巴巴地看着锅里的肉,口水都快流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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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工作领了第一次工资后,我美美地吃了一顿红烧肉。那个香啊,肉块肥瘦相间,酱汁浓郁,入口即化。后来也时不时借单位招待客人的时候点些砂锅肉、扣肉,日子仿佛一下子富足了起来。可这富足背后,是父母多年省吃俭用的积累,是他们咬牙买肉时的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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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近四十时,体检查出了高血压、高血脂。从此,我再也不敢放肆地吃肉了,尤其是不敢吃肥肉。瘦肉和牛羊肉还是经常吃的,可那肉香,却再难寻到当年的醇厚。母亲的铁锅还在,可方肉已换成精瘦的里脊,饺子皮也薄得透光。我也会经常包饺子,猪肉白菜、猪肉大葱、纯牛肉、纯羊肉韭菜鸡蛋虾仁变着花样包,却总捏不出母亲手上的温度、煮不出母亲操劳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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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年味淡了,超市里随时能买到方肉、饺子皮,可那股子肉香,却再难寻到当年的醇厚。六四年的平原,过年吃肉,吃的是日子的盼头,是母亲灶台前佝偻的背影,是那碗肉汤里,晃着的、再也回不去的童年。
文/雾灵散人张希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