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的統一結束了長期分裂局面,社會生產得到了恢復和發展。在相對穩定的政治局勢影響下,隋朝科學文化也有明顯的發展。
首先是傳統的天文曆法數學有突出的進步。
開皇二十年(600年),著名天文學家劉焯(544-610年)制訂《皇極曆》時用等間距二次內插法計算日月的運行,採用定朔,並定歲差為七十五年差一度(換算成現在的度數為76.1年差1°),已同準確值接近(今測為每隔71.6年差1°。當時歐洲還沿用100年差1°的數據)。《隋書》,卷17,《律曆志》記載他所著的《皇極曆》,曾在理論上提出量測子午線長度的方法,目的在於否定過去所謂錶"影千里差一寸"的說法。由於保守派的反對,實測子午線沒有實行,《皇極曆》也未頒行。
隋朝另一比特天文學家丹元子,按照晋人陳卓所定的星座,把恒星錶編成通俗的七字長歌,名為《步天歌》,共七卷,文字淺近,便於傳誦,廣為流傳,對普及天文知識起了良好作用。
此外,隋朝天文學界知名人士還有劉孝孫,庾季才、庾質、盧太翼、蕭吉和耿詢等人。他們對當代天文學均有貢獻,其中耿詢原是南朝人,後被隋將王世積所俘,淪為家奴。他曾向友人高智寶學天文算術,發明了用水力轉動的渾天儀,
"不假人力,以水轉之,施於暗室中,使智寶外候天時,合如符契。妙耿詢又"作馬上刻漏,世稱其妙"。
文帝時將耿征為官奴,煬帝時才免奴為民。

其次,在國內外經濟文化交流的直接影響下,隋朝地理學也前進了一步。
特別是地圖的繪製,當時已有相當科學的方法。
隋煬帝時,為了發展西域的通商路線,裴矩曾蒐集中亞西域地區資料,《隋書》,卷67《裴矩傳》記載:
"丹青模寫,為《西域圖記》,共成三卷","仍別造地圖,窮其關鍵"。
這是一部用丹青繪圖的完整地理著作。
大業六年(610年),隋煬帝曾命臣下撰成《區宇圖志》一千二百卷,卷首有圖,《大業雜記》記載:
"敘山川則卷首有山水圖,敘郡國則卷首有郭邑圖,敘城隍則卷首有公館圖",
是一部圖文並茂的全國地理專著,在中國地學發展史中佔有相當地位。

再次,工程建築的突出成就是趙州安濟橋的興建。
此橋位於河北省趙縣南五裏的浚河之上,是隋大業年間由工匠李春監造。
安濟橋至今已有一千三百多年的歷史,基本上保持原貌,車馬仍可通行。大橋不但是我國最古的石橋,而且也是最早建造的一座"空撞券橋"。
它由四十五塊左右一噸重的石塊砌成。橋長50.82米,寬9.6米。券的淨跨度為37.45米,是古代有數的大券。券的高度卻只有7米多,與跨度之比約為1:S.23。大券兩端還各有兩個小券,既可減輕大券及橋基荷載,又可分洪和節省建築材料,設計精巧科學。小券又能對石橋本身增添美觀、玲瓏和生動的姿態。
大橋的跨度弧和小券的設計,在我國古代工程技術上具有極大成就,表現了當代科學家和勞動者的高度創造才能。這種"空撞券橋"建築,在歐洲始見於十四世紀法國泰克河上的賽雷橋,但比我國的安濟橋已遲了七百多年,且已早毀。因之,安濟橋被公認為世界上最早的一座"空撞券橋",也是在我國建築史上橋樑建造的光輝範例。

再有,隋朝醫學也有顯著的進步。
隋朝醫學在人類長期和疾病創傷鬥爭的實踐經驗積累的基礎上,有顯著的進步。隋代醫學名家輩出,許智藏、許澄、甄權、巢元方等人都是當代的名醫。
西元610年,由巢元方等人編著的《諸病源候總論》,集中反映了時代的醫學水准。該書五十卷,內分六十二門,一千七百二十論。主要論述各種疾病的病因和證狀,並且包括了疾病的診斷和預防。書中所列的主要病類,有中風、風濕痹、虛勞、傷寒、天花、霍亂、瘧疾、痢疾、水腫、黃疸、消渴、腳氣、嘔穢、痔瘺、癰疽等,幾乎包括了內,外、婦、兒、五官、神經精神等各科疾病的內容。
我國人民在當時掌握如此完備的醫學科學知識,乃是中華民族聰明才智的反映。從《諸病源候總論》得知,隋代醫學科學對各種疾病病源的認識,已達到相當高的水准,在總結前代醫學遺產的基礎上,對某些病源還根據臨床經驗,進行了新的理論探索。如"瘟病候"中,認為某些傳染病,是由外界有害物質因素("乖戾之氣")所引起的。這些因素還能"多相染易";並且可以服藥預防。本書對各科疾病的證候作了廣泛詳明的記載,總結了羣衆的發明創造和衛生保健經驗。
根據《妊娠欲墮胎候》、《金創斷腸候》、《拔齒損脈候》的記載,隋朝已發明並推行過人工流產、腸吻合、血管結紮和拔牙等外科手術,這在世界外科手術中是沒有先例的,反映了我國古代的先進醫學水准。

最後,隋代艺文突出成就,反映在繪畫、音樂、舞蹈方面。
據文獻記載,隋代著名畫家二十餘人,諸如展子虔、董伯仁、鄭法士、田僧亮、楊契丹、孫尚子、尉遲跋質那等人。繪畫藝術仍以宗教題材為主,但山水畫已逐漸發展成為獨立畫派,在題材、風格和技巧等方面都有很大的進步。
隋代畫家展子虔,善於掌握空間,所謂"咫尺之中,備千里之趣"。他的《遊春圖》是今存最古老的一幅山水畫,在寬闊、浩淼的兩岸,遠近的關係處理得相當完善,從彼岸遊來的船隻,比例也相當合理。人物雖小如豆點,但動態一一可指。這足以證明隋代畫家基本上解决了怎樣描寫、刻畫自然山水問題,開啟了我國山水畫的新發展道路。
鄭法士、田僧亮、楊契丹等人是隋朝著名的宗教畫家,他們曾同時在長安光明寺小塔作畫,鄭畫東壁、北壁,田畫西壁、南壁,楊畫外面四壁,刻畫精巧,氣勢雄偉,被時人稱為"三絕",發展了宗教壁畫的傳統。尉遲跋質那出身於於闐(新疆和田),善畫西域人物,承繼南朝畫家張繇的技藝,發展廠"凹凸法"。畫面上陰影暈染,別具風格,富有創造性,對後世影響很大。

隋初音樂繼承了北周以來的西域高昌樂伎,即所謂"並用胡聲"。
平陳以後,得宋、齊舊樂,於太常寺設清商署管理。文帝開皇時曾定國伎、清商伎,高麗伎、天竺伎、安國伎,龜茲伎和文康伎七部樂,煬帝大業時改為清樂、西凉、龜茲,天竺尹康國、疏勒、安國,高麗和禮畢(即文康樂)九部樂。九部樂中,唯清樂是漢族舊曲,禮畢或言出自晋太尉庾亮家伎,或言西域傳入。其他樂伎或傳自西域少數民族,或傳自高麗,天竺外國,絢麗多采,極大地豐富了隋朝音樂內容。
隋朝音樂家不少,其中萬寶常是傑出的代表人物。萬寶常原是後梁人,隨父歸降北齊。後來他的父親要想逃回江南而被殺,早年家遭不幸,被沒官為樂戶。晚年妻子卷物逃走,自己餓死。《隋書》,卷78《萬寶常傳》記載萬寶常名著《樂譜》六十四卷,發現
"八音旋相為宮之法",
但為當權者蘇威、何妥等人所排斥,不見錄用。死時氣憤燒毀《樂譜》,只被人搶出一小部分,實為音樂史上的重大損失。

隋朝散樂百戲,亦多從西域傳入。
如倒舞伎,舞於刀鋒上,吹篳篥以合舞。又有舞輪伎,高繩伎、緣竿伎等。《音樂志》記載煬帝大業中,曾於洛陽端門街大演散樂百戲歌舞,其中有一種歌舞戲,有大面、撥頭、踏搖娘、窟哩子等類。伴奏使用樂器如曲項琵琶、堅頭箜篌、篳篥、答臘鼓、羯鼓等,多從北方少數民族和西域傳入中國,為傳統的中國樂舞增添了新光彩。
總結:儘管隋朝國運短暫,但其文化科技發展並未停滯,而是繼續向前發展,並與初唐緊密連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