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唐書》中,有一段記載:武功赫赫的“天可汗”李世民,接待瞭來自印度摩揭陀國的使者,品嘗瞭番邦進貢的一種“硬如石、甜如蜜”的石蜜之後,下令在嶺南地區廣泛種植甘蔗。 是的,石蜜,就是由甘蔗制成的蔗糖。

雖然在正史裡,這僅是隻言片語記載,但在中國餐桌變遷的歷史中,它卻是劃時代的一幕:從此以後,蔗糖成為中餐烹飪僅次於鹽的最重要調味料。 與其說甘蔗進入主流飲食譜系,源自唐朝時國外先進技術的傳入,倒不如認為,這是秦漢之後,嶺南地區被納入中華版圖後的長尾紅利。 在季羨林先生的《糖史》中,饒有趣味地記載瞭江南地區用甘蔗燉羊肉的風俗。至今,在太湖東岸的蘇州、湖州、嘉興等地,依然保存著這種吃法:起一口大柴灶,甘蔗梢鋪底,上面碼放羊肉,再加入水和調味料,慢火熬煮。墊在鍋底的甘蔗,既能防止羊肉燒焦,又能在長時間的燉煮過程中,析出蔗糖並實現焦化上色。


直接跳過瞭制糖的步驟,把甘蔗與肉聯系在一起,簡單、方便、原汁原味。也許在南方大規模種植甘蔗的唐代,這種烹飪方式就已經流行於江浙地區。 也是在唐前期,另一種來自南方的食材,開始出現於文獻。《越中便覽》記述: “梅幹菜有芥菜幹、油菜幹、白菜幹之別。芥菜味鮮,油菜性平,白菜質嫩,用以烹鴨、燒肉別有風味。” 與《詩經》裡記載的菜幹,和秦漢時代流行的鹽漬菜都不同。這種“梅幹菜”兼具兩者的優點:含水量低、發酵深、鹽度適中。

今天,江浙地區稱它為“黴幹菜”、閩粵客傢人稱它為“梅菜”、湖南湖北稱它為“幹菜”、川渝人則稱它為“芽菜”。雖然制作制作用料、工藝細節和呈現形式都略有不同,但骨子裡,它們都是唐代“梅幹菜”的嫡系後裔。 更先進的發酵類醃菜集中出現,與唐代技術進步,人們越來越能掌握發酵的菌群、時長有關;也與各地的物產有關:最晚到公元七世紀,長江中下遊、四川盆地和東南沿海的農耕水平已經發展到相當程度,醃菜的過程不惜工本、不求效率,從保存蔬菜的方法,逐漸轉變為獲得更多鮮味的途徑。

無論江浙的黴幹菜捂肉、客傢人的梅菜扣肉、湖北的幹菜燜肉、川渝的芽菜蒸肉,它們都是中國紅燒肉譜系上的重要成員。醃菜幹裡的糖類、氨基酸鹽,為肉提供瞭鮮味物質、著色物質和咸味;肉在烹飪中溢出的油脂,則浸潤得醃菜幹又潤又香。 天造之合。
下期《國傢紅燒肉地理》——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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