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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碗炸酱面，一盘炒蚕蛹

丈量父辈的饥饿与我们的饱足

明月松

夜里翻看云安客先生的《川江向东流》，有一段描写挥之不去：

“伙食团马二爷在一口大锅前不断地下面，每碗面上一大瓢好香好香的炸酱……几十个大人娃娃不断地吃。排起队，吃了一碗又去排队，吃了又排队。”

作者说，这叫“敞开吃”。

我对着这三个字，出了许久的神。窗外的城市依旧喧闹，外卖骑手的身影还在路灯下奔走，便利店的灯光通宵达旦。可我的心，却一下子坠回了40多年前川北阆中那个清冷的冬夜。

书里那口大锅沸腾的景象，是那个年代一种集体的、带着福利性质的短暂欢腾。像猪八戒吃人参果，顾不上品味，只管吞咽。

可那不是我的记忆。

我的记忆更深，也更静——是千千万万普通人家，在统购任务与集体分配之外，与匮乏进行的那场静默而漫长的周旋。没有大锅，没有人潮，只有一盏煤油灯下，全家老小围着一小盘刚出锅的、焦香四溢的蚕蛹。

炸酱面是关于“饱”的集体记忆，蚕蛹是关于“油”的私人救赎。它们像一段日子的两面，共同写成了那一代人的生存密码。

一半上交，一半留下

先说“饱”。这个字的背后，是铁的规矩。

老家养的年猪，到腊月总要上秤。两百来斤，就算好年景了。杀猪那天早晨，热气腾腾，孩子们眼巴巴围着。可大人们心里都清楚：这白花花的肉，有一半不归自家。

是的，一半，要交给国家。

食品站的人拿着册子，按牌价收购。天蒙蒙亮，母亲就得挑起那半边猪肉，走十几里山路去公社。回来时，担子轻了，手里多一张盖红章的票子，和一点微不足道的“返还肉票”。

留下的那一半，才是自家的。去掉头蹄下水，真正能当“肉”吃的，不到一百斤。

这一百斤，要管一家四五口人，整整一年。

一百斤肉的精细打算

如今的年轻人很难想象，一百斤肉如何安排三百六十五天。

这需要当家主妇最精细的算计：

最好的坐墩肉、二刀肉，用大量的盐和花椒仔细抹匀，挂在灶台上方。灶火的微烟每日熏着，几个月后，变得黝黑、坚硬，能防蚊蝇，耐储存，这叫腊肉，是家里的战略储备，只在插秧、打谷这样的重活时节，才会割下一小条。

腊肉（柳香君 供图，图源：四川方志图库）

板油和花油，绝不浪费。在锅里耐心熬煮，化成澄澈、雪白的猪油，舀进陶罐，凝成膏体。这罐猪油，就是未来一年全家人肚子里“油水”的根本。炒青菜时，用筷子尖挑一点；吃面条时，碗底化开一小勺——这就是无上的美味。熬油剩下的油渣，撒上点盐，是孩子们能惦记好几天的零嘴。

每一次切腊肉，都像一场仪式。母亲会从房梁上取下黑黢黢的一条，割下薄如纸的几片，和一大堆蒜苗或萝卜干同炒。肉不是用来管饱的，是用来“借味”的。那几片肉，最后总会由母亲夹到当天出力最多的那个劳力碗里。

蒜苗炒腊肉（图源：绵阳文旅）

这就是“饱”的真相：它不是一种状态，而是一项需要耗尽心力、全年无休的精细活路。

姑婆的“门道”：一盘炒蚕蛹

正是在这种漫长而精确的匮乏里，“油”成了比“饱”更稀缺，也更让人渴望的东西。

于是，才有了我记忆里那盘闪着油光的炒蚕蛹。

我的姑婆，祖母的妹妹，或许与阆中丝厂有点关系。那年冬天，父亲从外地探亲回家，姑婆像个带着宝物的使者，揣着一个用粗布手帕仔细包成的小包，匆匆来到我家。

“快，关门。”她压低声音，眼里却放着光。

手帕揭开，是黄澄澄、肉乎乎的一堆蚕蛹——丝绸工业的副产品，缫丝后剩下的“下脚料”。在姑婆和那个年代的逻辑里，这是她能找到的、最实在的“油水”。

祖母深吸一口气，做了一件近乎“奢侈”的事：她从油罐里，多倒了整整一勺菜籽油。铁锅烧热，油微微冒烟，蚕蛹倒下去的瞬间，“刺啦”一声，一股奇异的、混合着蛋白质焦香和油脂丰腴的气味，猛地在灶屋里炸开。

那气味，对常年被清水煮菜统治的肠胃来说，无异于一声惊雷。

没有复杂的调料，只有一小撮盐，最后撒上一把自己种的蒜苗叶。起锅，浅浅一盘。

我们围在灶边，每人分到五六颗。我小心地放进嘴里，外层焦脆，内里是绵密扎实的、带着奇异鲜甜的蛋白质。那点宝贵的动物油脂，在口腔里化开，顺着喉咙滑下，一路暖到胃的深处。

那一刻，我觉得世上没有比这更美味的东西了。那不是味蕾的享受，是身体在长久渴求后得到满足时，发出的、最原始也最深刻的战栗。

姑婆看着我们吃，脸上带着笑，又带着一种完成使命般的轻松。这一小包蚕蛹，是她用自己微薄的“门道”，能为这个家带来的、最实在的牵挂。

蚕蛹（蓬州闲士摄于阆中古城，图源：四川方志图库）

两种滋味，同一种匮乏

现在，让我们把《川江向东流》里那口热气腾腾的大锅，和我家灶台上那盘小小的蚕蛹，放在一起。

它们那么不同。

一个是集体的、喧腾的、带着公共福利性质的“饱”，一个是个体的、静默的、靠着亲人情分与极度节俭换来的“油”。

但它们的里头，却又如此相通。

它们都是物资匮乏年月里的产物。炸酱面的“敞开吃”，之所以能成为书中浓墨重彩的一笔，恰恰是因为平常“敞不开”。蚕蛹之所以能成为“人间至味”，是因为日常饮食里，根本见不到这样的油荤和蛋白质。

它们都因稀缺而成了仪式。书里的人们排队、等待，一碗接一碗，吃出的是一种大伙儿在一起的暖热。我家分食蚕蛹时的“望风”、关门、每人定量，吃出的是一家人相互扶持的温情。

它们都指向同一个事实：在那些年头，“吃饱”和“吃好”不是理所当然的事，而是一场要动用全部智慧、人情和耐性，去打赢的、悄无声息的仗。

《川江向东流》相关内容（作者供图）

从“算计着吃”到“挑选着吃”

四十多年，一晃就过了。

我的孩子会在饭桌上皱眉：“这个太油！”“那个不想吃！”他的外卖软件里，有天南地北的菜；他的零食柜里，堆着五花八门的包装吃食。

有时，我会点一盘“酥炸蚕蛹”推到他面前。他勉强尝一口，满脸不解：“爸，这有啥好吃的？味道怪。”

我不怪他。因为他没有经历过那样的夜晚——没有经历过那种对油水深入骨髓的渴望，自然无法懂得，为什么一盘粗糙的炒虫子，能成为一个人记住半辈子的“好味道”。

他活在一个“想吃啥有啥”的年月。自由到可以挑剔，可以为了健康而不吃，可以为了尝鲜而猎奇。

这巨大的变化，就发生在一代人的光阴里。

丈量：

从蚕蛹的焦香到日子的宽度

我写下这些，不是要论哪个时代更好。

每个时代都有它的光亮和影子。我们那一代，光亮是“韧劲”，影子是“短缺”。他们这一代，光亮是“自在”，而影子，或许是“太多选择后的恍惚”与“丰足之后的寡淡”。

我回忆那一半要交公的年猪，回忆一百斤肉要精打细算吃一年的日子，回忆姑婆那包用手帕小心裹着的蚕蛹——

是为了丈量。

丈量我们从哪里来，才晓得今天站在何处。

丈量父辈胃里的空落，才懂得我们现在碗里的分量。

丈量那一勺油、一颗蚕蛹所承载的情分与艰难，才能在面对一桌饭菜时，重新找到那种最本真的、对食物的敬重。

真正的传承，不是重复苦处，而是理解苦处怎样塑造了我们，并将那份在苦处里熬出来的韧性、俭省与感恩，化成往前走时心里的底气。

那一盘炒蚕蛹的焦香，和书里那碗炸酱面的热气，都未曾走远。

它们变成一种骨子里的记忆，留在我们这代人的舌尖上，留在我们看待世事的眼光里。它让我们在琳琅满目的货架前，不会晕头；在埋怨生活时，能有一把从往日借来的尺子，量一量当下的福气。

这，大概就是“回想”最珍贵的用处。

它不是沉迷过去，而是校准现在。

不是诉说苦楚，而是让甘甜，更加回甘。

后记

合上《川江向东流》，窗外的城市渐渐醒来。

新一天的繁忙，就要开始。

而我知道，在我，以及无数像我一样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的心里，永远有一个角落，亮着一盏煤油灯。灯下，有一盘刚炒好的、冒着焦香的蚕蛹，和全家人围坐在一起的、安静的影子。

那是我出发的地方。

也是我始终认得归途的印记。

本文内容系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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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明月松（真名伏志明。蜀中阆苑人，四川省散文学会会员，泸州市作家协会会员，泸州市诗词学会会员，《阆苑明月清风》主编）

配图：方志四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