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春节前后，网上就会带起一股“二十六，炖猪肉”的刷屏节奏。有营销号甚至对春晚等官方渠道的“二十六，去买肉”表达不满，称是为照顾宗教禁忌的和稀泥。

遗憾的是，这番攻击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无论“二十六，炖猪肉”还是“二十六，去买肉”，两者来源都受众狭窄，甚至不如让南方观众一脸问号的“过节吃饺子”。倒是与李自成把福王做成“福禄汤”传说疑似有关。

若要判断一个民俗是不是全国标配，最简单方法就是看它的流传范围和文献记载。咱们先拿大家最熟悉的“过节吃饺子”做个对比，很多南方人就对其不以为然。

可是，“二十六，炖猪肉”“二十六，去买肉”，甚至比至少在北方大部分地区取得共识的“过节吃饺子”还差得很远。

多年舆论宣传 让饺子早已不再是一个食品符号

综合《中国歌谣集成》、《中国民间文学集成》、《中国年俗文化概观》以及各地方志、各类民俗著作等对各地过年歌谣的统计：

单独提及猪肉的有约17条，采集自京（大兴区、东城区），津（西郊区），冀（承德县、邯郸县南吕固村），豫（西峡县回车乡花园村），鲁（临清市胡里庄镇、曹县），吉（德惠县黑林子、扶余市），辽（北镇县、宽甸县、盘山县），宁（青铜峡市小坝镇）。

营销号无中生有“二十六，炖×肉”

同时，提及猪肉与其它肉（羊肉或鸡肉）的有约3条，采集自鲁（临清市胡里庄镇）、豫（驻马店市区）、沪（崇明岛）。

单独提及其它肉（羊肉或牛肉）的有约3条，采集自晋（临县）、辽（长海县獐子岛）。

“二十六，炖猪肉”原话并不存在于民间

未明确提及为何种肉、只模糊地说“肉”“年肉”“大肉”等的有约35条，采集自京（东城区、海淀区），津（东丽区、河北区、南开区、西郊区、南郊区葛沽镇），冀（张家口），鲁（枣庄市中区郭里集乡），豫（开封、焦作、南阳、遂平县车站乡），陕，晋（晋东南地区、潞城县），黑（阿城县、依兰县），吉（梅河口市），辽（丹东市），鄂（武汉），苏（丹徒县世业乡），新（兵团石河子）。

需要注意的是，猪肉对应的日期未必是“二十六”，有12条左右对应的是“腊八”“二十七”“二十八”“过年”等，这种情况只在提及猪肉的这类歌谣中出现；并且忙年歌在方志中记录极少，更多地存在于民歌采集中。

南方网友都对“二十六”风俗表示怀疑人生

由此可知，真实情况与营销号声称的相反，“二十六，炖猪肉”不仅不是“全国标配”，甚至连同变体在内的留存地区仅大概5处，还不如营销号看不上的官媒版“去买肉”“炖大肉”。忙年歌无论形式如何，仅零星分布于北方，很难存在于长江以南与西部少数民族聚居区。

民俗学家钟敬文指出“民俗，即民间风俗，指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按照这个标准，并不“广大”的“二十六，炖猪肉”连“区域性民俗”都算不上。

既然“二十六，炖猪肉”是小众习俗，为什么还能全网刷屏？答案非常扎心：这根本不是民俗的自然流传，而是一场人为夸大的“伪传统造神运动”。

事实上，直到2000年以后，随着互联网的兴起，“二十六，炖猪肉”才逐步入侵大众视野。这场伪传统造神运动，主要有两个推手：

第一是“民俗简化”的粗暴洗脑。随着城镇化、原子化加速，很多年轻人对传统民俗越来越陌生。一些营销号、小团体打着“传统文化”的旗号，刻意将博大精深的春节民俗简化成“从腊八到过年的固定流程”，把小众风俗当成“全国标配”——它不需要了解南北地域文化差异，简单粗暴易洗脑，却也彻底消解了人们对传统民俗的选择自主性。

第二是“商业营销”的刻意炒作。对于无良商家而言，“二十六，炖猪肉”是一个绝佳的“营销噱头”，通过网红编造“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的配文视频放大这一概念，借“伪传统”将腊月二十六营造为销售旺季，制造“不炖猪肉就没年味儿”的焦虑，忽悠消费者买买买。

炖猪肉背后 可能与明朝福王的结局有关

如果说伪传统的夸大传播将人洗脑，那么“二十六，炖猪肉”背后可能隐藏的血腥传闻更加劲爆。它与另一句“洗福禄”，看似喜庆，但大概率和明末李自成起义时，将福王朱常洵做成“福禄汤”的传闻有关。

福王朱常洵享有大国、著声藩辅，却极度贪婪残暴。不仅兼并土地、横征暴敛，而且民间藉藉，谓先帝耗天下以肥王，洛阳富于大内。公元1641年正月，李自成攻克洛阳，抓获福王朱常洵，随后将其处死。

福王的奴隶庄园规模 已经堪比任一朝贵族封田总和

当然，正史《明史·卷一百二十·诸王五》只言及“贼迹而执之，遂遇害”，未见“福禄汤”。

《明福王朱常洵圹志》则记载，福王“慷慨激烈，与城俱亡”，死后“祭葬从优，一切丧礼视诸藩倍”。说明福王尸体并未被当作“福禄汤”食材！

福王被宰杀吃肉的事迹多见于野史传闻

然而，明末清初的野史和民间传闻中，却有李自成将福王做成福禄汤的另一种说法。吴伟业《绥寇纪略·卷八》有云：贼置酒大会，以王为俎，杂鹿肉食之，号福禄酒。意思是李自成将福王的肉和鹿肉混在一起煮，称之为“福禄酒”（“福”指福王，“禄”与“鹿”谐音）。

后来，这在民间逐渐演变为“福禄汤”传说，宣泄对明朝权贵贪财（禄）、奢靡（养鹿）的不满。

福禄汤的故事传播 符合民间的最朴素愿望

但“杀猪头”、“洗福禄”忙年歌散布的地点，恰好被闯军活动过的地区覆盖，这并非简单的“巧合”。在福王被处死前一个月，李自成大军兵临洛阳城，完全有理由故意放出“杀猪（朱）头”“洗福禄”的谶语，瓦解福王的抵抗意志。

此外，《明季北略》卷二十三记载，李自成的父母婚后久久不孕，于1605年二月进香武当祈嗣，获得道士梅三岛赠药，果然生下李自成。要知道，开创武当的张三丰曾以元朝遗老自居，多次拒绝明朝offer，“洗福禄”风俗又源于道教文化。这不免令人联想，道教、李自成与明朝之间的微妙关系对“洗福禄”成为年俗的影响。

李自成因其父武当求子而诞生的记载

隐含着武当对祖师张三丰抗拒明朝情绪的延续

传统的魅力，往往在于其背后的传承与坚守。无论北方的饺子，还是南方的汤圆，每一种民俗都承载着每一户寻常人家的美好期盼，没有高低贵贱，更不存在什么统一标准。

哪怕福禄汤这种辣眼睛传闻，背后亦是某种民间情绪的激烈表达。只要朴素理想尚未实现，恐怖桥段就会被一代代传送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