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療關係中的非意識力量：共情性浸入和互為主體性的互動模型
1971年，當我還是一個心理治療訓練項目中受訓的新營員時，我和一個20多歲抑鬱的年輕男性George一起掙扎著。George的治療師是一比特資深的督導，這位治療師離開了這家診所後，George被轉介給了我。那時他已經做了3年的治療，每週兩次。
我跟George的會談遵循同一個模式：他進來，坐下，然後講述他和妻子最近的爭吵和不快。沒過幾分鐘，他就開始心煩意亂，眼睛被淚水充滿。很快，他就淚流滿面了。我看到並且聽到他的難過，我從言語上談到他的難過，但是我卻什麼都感受不到。
我是個相對年輕的臨床工作者，剛從研究生院畢業6年，以往的閱歷也只是兩份在教學醫院裏受訓的工作。但是，這種對患者的痛苦沒有絲毫同情或者共情的感覺，對我而言是從未有過的。我感覺我自己出了什麼問題。我是個相對的新手，從一比特資深督導級的治療師那裡捕手，我一定是做錯了什麼。
我試著與George探討不同的可能途徑，以解釋他的痛苦，並激發我對他的自然的共情。在這個議題上經過3個月徒勞無功的努力後，我膽戰心驚地把我的困難告訴了我的督導。幸運的是，我的這位督導既富同情心又善解人意。他告訴我，雖然他認識我的時間不長，但是我這種缺乏真正共情反應的狀況極不尋常。他建議我跟George分享我的這種反應，然後看看會發生什麼。
在下一次會談的時候，我焦慮地告訴George，我對他有一種不同尋常的反應，我能够從他的眼淚看到並從他的講述中聽到他非常痛苦，但是我發現自己對他沒有自然湧現的同情的反應，而這種不尋常的反應缺失讓我很困擾。我繼續說道："你能幫幫我嗎？我希望感覺到能跟你的痛苦更加‘同步’。"他會意地一笑，說道："我走進這個房間，強迫自己用我的眼睛盯著你的眼睛，我開始說話，然後我就飄離這個房間！"
我驚呆了，既因為他做出反應的特點，也因為他似乎知道我在說什麼這件事本身。我問他飄離這個房間後他去了哪裡。他回答說："我不太確定，去了各種不同的地方吧；大多是我童年的往事。"憑著我當時的感覺，我建議George我們兩個人達成一個協定，我讓他從現在開始，當他想要飄離這個房間的時候，給我一個訊號。他同意了。從那時起，我們兩人共同開始了一段成功且受益匪淺的長程心理治療歷程。
按照我們的協定，George要飄離房間時就給我一個訊號。最開始，他在示意我要飄離之前，只能跟我在房間裏呆上5分鐘，但是現在，當他飄離房間時，我會陪著他一起同往。
起初，要告訴我去往哪裡，他有極大的困難。但是在我的耐心和一些探索性的幫助之下，最終他能够清楚地表述出來他的心靈去了哪裡。他總是去到對母親的記憶中，並且重複著與她在一起的體驗。在那些體驗裏，他母親不可預測地在語言、心理或者身體上虐待他。
現在，我感到能很容易跟George在一起了，而且能共情性地談及那個被不穩定的、反復無常的母親所虐待的小男孩的痛苦和恐懼。George與我一起呆在房間裏的時間從5分鐘延長到10分鐘，然後是15分鐘。3年來，每當他"飄離這個房間"時，我會再次拜訪他早年被言語和軀體虐待的記憶，3年之後，在會談時間裏，他終於能够跟我一起在這個房間裏呆上整個的45分鐘。
我們一起經歷的這個歷程，解决了移情的恐懼——那就是：在一個小房間裏跟一個女人在一起。這個歷程也有助他駕馭與妻子的關係，使得妻子的抱怨和被傾聽的需要對他來說不再具有那麼大的破壞性。George現在也能跟她一起呆在房間裏了。
通過與George這一段極富意義的體驗，我學到了關注和信任兩個人的互動和互相影響有多重要，也就是在諮詢室中的兩個人，治療師和患者之間是如何互動並相互影響的。同時我也理解了，在我知道用什麼名詞、概念、理論或者數據進行描述之前，那些治療關係中的非意識（nonconscious）、非言語（nonverbal）部分的力量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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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情性浸入：從互動中進入患者的內在世界
我最初是在1960到1980年之間接受自我心理學（ego psychology）的傳統訓練，這種傳統更關注個體的經驗。在80年代，我接觸到Heinz Kohut以及自體心理學（self psychology），在80年代後期，又接觸到由Robert Stolorow及其同仁們（Atwood，Brandchaft和Orange）構想的互為主體性系統理論（intersubjectivity systems theory）。Kohut和Stolorow兩人都專注於個體在與他人關係中的體驗。Kohut避開了驅力理論（drive theory）以及心理結構模型（the structure model of the mind），把他的理論重點轉移到早期兒童—照看者關係中缺乏鏡映（mirroring）和調諧（attunement）如何影響自體體驗。
《嬰兒研究和神經科學在心理治療中的運用》
作者Judith Rustin
Kohut（1971）把治療性療愈主要定位在治療師和患者的互動中。在這個新的關係裏，患者發展中曾經受阻的方面能够被重新啟動，可以建立新的心理結構，並鞏固自體的感覺，這包括提升的一致感、正向的自尊、以及增强的活力。為了創造一個促進這種關係的環境，Kohut提出了一種共情性浸入（empathic immersion）的傾聽姿態。這個傾聽姿態最早在他1959年的開創性文章《內省、共情與精神分析：檢視觀察模式與理論的關系》（IntrospectionEmpathy and Psychoanalysis: An Examin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de of Observation and Theory）中被定義。在他去世之前不久，他重寫這篇文章，在他去世後以《內省、共情與心理健康的半圓》（IntrospectionEmpathy and the Semi-Circle of Mental Health）為題出版。
Kohut將共情性浸入的傾聽姿態定義為：治療師通過瞭解患者情緒生活的內在心理邏輯而進入患者的內在世界。對我來說，這種從自我心理學中的外部觀察者的立場，重新定位到患者內在世界的參與體驗者的立場，在我的臨床實踐中是價值無量的範式轉移。它徹底轉變了我對於臨床實踐的思考方法以及我與患者已有的——並且仍在持續的——工作方式。
多年來Stolorow和他的同仁們已經拓展和優化了這個模型。互為主體性系統理論的覈心，是對於患者—治療師二人組（dyad）的描述，這最早出現於《主體性的結構》（Structures of Subjectivity）一文："臨床現象……在互為主體的情境中形成，離開這個情境就無法被理解。患者和分析師一起形成了一個不能分解的心理系統，而正是這個系統構成了精神分析探索的一個實證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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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嬰兒研究到患者—治療師二人組的互動模型
對我而言，兩個單獨的主體之間互動，並在他們之間創造出一些新的和獨特的東西，這樣的描述對我的臨床思考和實踐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每一對治療二人組都是由兩個擁有獨立主體性的個體構成一個獨特的單元，它們彼此相互影響，同時又創造出一些新的東西，這個觀點對我來說從直覺上就很合理。正像我前面提到的一樣，這些概念是我治療工作中繼續保持的覈心指導原則。儘管這本書要解釋嬰兒研究與神經科學在臨床實踐中的角色，但我仍然是在更大一些的治療關係——二人組——的框架中來解釋的，目的在於展示如何把當代新興學科用在我們實踐的方法中。共情性浸入的姿態的概念，以及兩個擁有獨立但互動的主體性的個體的概念，依然是我臨床工作和寫作的覈心。
20世紀70年代後期，嬰兒研究者們通過逐幀逐幀地分屏，分析嬰兒與母親的互動錄影，才開始能够描述這些互動的實質。這些醞釀出新理論的數據是來自對嬰兒和母親之間發生了什麼的實證/觀察的角度，而非基於心理學理論的某個觀點。當基於嬰兒—母親二人組市政觀察的知識導致部分心理學理論落伍的時候，這些新知識終於被應用到理解患者—治療師二人組的關係中，成為理解早期的互動模式的一種途徑。我自己對於綜合嬰兒研究與臨床實踐的興趣既有個人因素也有其偶然性。
嬰兒研究和神經科學擴展、提升、深化了共情性浸入和互為主體性的概念，並增添了其中的細微差別。科學提供了新的語言和管道，用來理解我們自己，與患者溝通，並加深了我們對於共同創造的這個單元（治療師和患者）的理解。
——本文選自《嬰兒研究和神經科學
在心理治療中的運用：拓展臨床技能》
（美）Judith Rustin著
文章來源於萬千心理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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