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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2日中午,我照常打开外卖软件,想点个肉夹馍当工作餐。第一条弹出来的就是蓝新闻的短视频:杭州西贝后厨,馍在冷柜,肉在冷柜,师傅把两样拼在一起,微波“叮”一下,18秒出锅。
镜头扫过价签:一个馍+一小碗小米粥,29块。
我默默关掉软件,肚子咕咕叫,心里却像被什么堵住。不是生气,也不是心疼钱,就是突然很想我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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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妈在县城小学门口摆了十几年小吃摊,卖的是最普通的白吉馍。每天四点起床,生炭、和面、炖肉。冬天零下十度,她把手伸进冷水里洗抹布,手指裂得像树皮。我问过她:“干嘛不头天晚上把馍烙好,第二天热一热?”
她瞪我:“隔夜馍一热就皮,吃在嘴里像嚼纸,娃们吃一口就能尝出来,不能糊弄。”
后来我大学毕业,进了杭州写字楼,成了“精致打工人”。我第一次带同事回县城,我妈现烙了六个馍,肉现剁,肥瘦四六,一口下去肉汁顺着指缝流。
我同事一边吸溜一边感慨:“阿姨,你这比西贝好吃一百倍。”
我妈笑得见牙不见眼:“人家大店讲究标准,我们小摊只讲究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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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如今,“标准”赢了,“良心”却像被塞进冷柜。
罗永浩一条微博把西贝推上热搜,贾老板悬赏十万、开放后厨、连夜上架“老罗菜单”。网友分成两派:
左边骂“预制菜骗钱”,右边喊“中央厨房不犯法”。
我却在想:那碗29块的肉夹馍,到底哪一步出了错?
是错在用了预制?
还是错在把预制卖出现做的价格?
又或者,错在我们这些打工人,明知它从冷柜来,却还得硬着头皮买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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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三点,公司行政在群里发通知:因疫情反复,员工餐补贴砍掉30%。
隔壁工位的小妹叹气:“以后更吃不起真现做的了。”
我盯着她手里的西贝外卖袋,突然明白——
我们生气的不是“预制”本身,而是“没得选”。
就像深夜加班,领导递给你一份“自愿加班申请”,你能说不签?
就像外卖软件,明明勾选“不要香菜”,送来还是一层绿,你能退?
当“知情权”被写进热搜,却还没写进法律,我们只剩两个选择:
要么饿着,要么闭眼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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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八点,贾老板开直播,带网友参观透明厨房。
镜头里,牛大骨在锅里翻滚,莜面姐姐手速飞快。
弹幕刷到飞起:“敢不敢把冷柜里的馍也拿出来拍拍?”
贾老板没接话,只说:“我们的中央厨房符合国家规范。”
我盯着屏幕,忽然想起我妈那句话:
“隔夜馍一热就皮,娃们吃一口就能尝出来。”
规范可以检测细菌、理化指标,却检测不出“一口下去满嘴香”的惊喜,也检测不出“凌晨四点生炭火”的诚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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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关掉直播,翻箱倒柜找出去年我妈寄来的真空腊肉。
肥瘦相间,她亲手腌,亲手熏,再亲手抽真空。
我把它剁碎,加一颗洋葱,炒得满屋喷香,夹在楼下买的冷馍里。
一口下去,油花滋出来,烫得我直跳脚,眼泪却先掉。
原来我不是讨厌预制,我只是想念“被认真对待”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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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永浩说,他要推动立法,让餐厅标明“是否预制”。
我觉得这很好,可我心里还有一个小小的、自私的奢望:
希望有一天,走进任何一家店,服务员能大大方方告诉我:
“我们家的馍是今早三点现烙,肉是昨晚文火炖足四小时,您要是忙,我们可以给您切小块,多浇两勺汤。”
而不是像现在,把冷柜打开又合上,用18秒“叮”一下,
再递给我一张29块的小票,上面写着“传统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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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这篇碎碎念时,杭州夜里降温,我把窗户关严。
楼下还有外卖小哥在等红灯,后座箱子印着大大的西贝logo。
我不知道他今晚还要送多少肉夹馍,也不知道那些馍会在多少人的胃里安家。
我只知道我明天还要早起,继续当打工人,继续跟生活硬刚。
但如果可以,我想对自己、也对所有读到这儿的人说:
下次再点外卖,多花一分钟,翻翻评论区,看看有没有“现做”两个字;
如果钱包允许,就去楼下小摊,看老板亲手把馍剖开,热气扑你一脸;
要是实在只能吃预制,也别自责——
先填饱肚子,才有力气把“知情权”一点点争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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馍在冷柜,肉在冷柜,我们的心还可以热一下。
愿有一天,冷柜不再等于糊弄,18秒不再等于敷衍;
愿所有深夜加班的人,都能吃上一口“被认真对待”的热饭;
愿我妈的炭火,贾老板的中央厨房,罗永浩的立法,
最后能一起把我们送回那个最简单的场景:
“老板,来个肉夹馍,多浇汤,趁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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