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南的雨说来就来。

刚才还晴空万里的泉州西街，转眼就被雨帘罩住了。我躲进骑楼下一家没有招牌的店，门口只摆着个铁皮炉子，炉上的平底铁锅嗞嗞作响。

“躲雨？”系着蓝布围裙的阿嬷抬起头，手里铁铲翻飞，“正好，这一锅快好了。”

铁锅里，海蛎在热油中微微蜷缩，边缘泛起金黄。地瓜粉浆裹着青蒜段，在锅底铺开成圆饼状。阿嬷单手磕了个鸡蛋，蛋液“刺啦”一声淋上去，瞬间凝固成网，把海蛎、粉浆、青蒜兜在一起。

“泉州人的海蛎煎，不能太厚，不能太薄。”阿嬷手腕一抖，整张饼在空中翻了个身，稳稳落回锅里，“厚了腻，薄了碎。要像咱们闽南话——软中带硬，柔中有骨。”

香气炸开了。是海的味道，混着蛋香、蒜香，还有地瓜粉煎焦后特有的焦香。雨打骑楼瓦当的叮咚声里，这香气格外诱人。

“坐。”阿嬷铲起海蛎煎，装进白瓷盘，又舀了一碟深红色的酱，“甜辣酱，自己熬的。海蛎煎要配这个，才对味。”

我坐下。海蛎煎的边沿煎得酥脆，中间软糯。海蛎饱满如珍珠，咬下去会爆汁，鲜甜直冲脑门。地瓜粉煎出的部分外脆内Q，青蒜解了腥，添了香。蘸一点甜辣酱——甜先来，辣后至，把海的鲜味一下子托高了三个调。

“好吃吧？”阿嬷在我对面坐下，擦着手，“这海蛎是早上才从蟳埔挖的，还带着海水的咸味。”

这时我才注意到，阿嬷的耳垂上戴着小小的丁香环——那是蟳埔女特有的装扮。她们是闽南海的女儿，世代以海为田。

“我十六岁就开始煎海蛎煎。”阿嬷望着门外的雨，“那时候西街还没这么热闹，我推着车在路口卖。五分钱一盘，学生放学都来买。”

雨小了些，客人多了起来。有附近的居民撑着伞来买，有游客循着香味找来。阿嬷起身回到炉前，一锅接一锅地煎。她的手势已成肌肉记忆——倒油、下海蛎、泼粉浆、打鸡蛋、翻面、起锅。行云流水，像在跳一支独舞。

一位穿花衬衫的老伯走进来，熟门熟路地坐下：“阿月，老样子。”

“知道，少油多蒜嘛。”阿嬷头也不回。

老伯转向我：“我吃她做的海蛎煎四十年了。从她推车卖到现在开店，从黑发吃到白头。”

四十年？我算了下，那阿嬷该有近六十了。可她动作利落，看着最多五十。

“她不肯退休。”老伯压低声音，“儿子在厦门开公司，要接她去享福。她去了三个月，跑回来了。说高楼里闻不到海风，睡不着觉。”

海蛎煎上桌了。老伯先闻了闻，点点头：“今天的海蛎好，有冬至前的肥美。”

“冬至前的海蛎最补。”阿嬷端着自己的盘子过来坐下，“老闽南人说，一粒海蛎三滴血。孕妇要吃，孩子要吃，男人出海前也要吃——补气力，壮筋骨。”

我们聊了起来。阿嬷说，她娘家在蟳埔，祖辈都是讨海的。小时候，她跟着母亲凌晨三点去滩涂挖海蛎。退潮后的滩涂上，海蛎密密麻麻附在石头上，要用特制的蛎铲才能撬下来。

“挖海蛎是苦活。”阿嬷伸手给我看——虎口处有道深深的疤痕，“被蛎壳划的，差点割到筋。但那时候不觉得苦，挖一筐海蛎，能换三斤米，全家能吃两天。”

她说，闽南人吃海蛎煎，吃的不是一道菜，是记忆。是阿公出海前，阿嬷煎的那盘“平安煎”；是孩子考试前，母亲做的“聪明煎”；是除夕夜团圆饭上，必不可少的“年年有余煎”。

雨彻底停了，夕阳从云缝里钻出来，把西街的老房子染成金色。阿嬷的孙子跑进来，约莫七八岁，书包还没放下就喊：“阿嬷，我饿了！”

“作业写完了没？”

“写完了！”孩子凑到炉边，“阿嬷，教我煎海蛎煎。”

阿嬷笑了，让他洗手，站到小凳上。她握着孩子的手，教他倒粉浆：“要转着圈倒，这样才圆。”教他翻面：“手腕要用巧劲，不能蛮力。”

孩子认真学着，小脸被炉火映得通红。虽然动作生疏，但那份专注，让人动容。

“我孙子是第五代了。”阿嬷对我说，“我太奶奶推车卖，我奶奶摆摊卖，我妈妈开店卖，到我。以后……”她看着孙子，眼里有光。

老伯吃完最后一口，满足地叹气：“阿月，你说咱们闽南人为什么这么爱海蛎煎？”

阿嬷想了想：“因为海蛎是海里最贱的东西，到处都是。但咱们把它变成了宝贝。”她指着铁锅，“你看，海蛎、地瓜粉、鸡蛋、青蒜，哪样不是便宜的？可合在一起，就是让人想一辈子的味道。”

“还有，”老伯补充，“海蛎煎要趁热吃，凉了就走味。像咱们闽南人——活在当下，热热乎乎。”

夜幕降临，西街的灯笼亮起来了。我要走了，阿嬷用油纸包了块海蛎煎：“路上吃，凉了也好吃。”

走出骑楼，晚风带来海的气息。我打开油纸，海蛎煎还温着。咬一口，忽然懂得——这哪里只是一道小吃？

它是闽南人面对大海的生存智慧：把最普通的食材，变成滋养生命的滋味。

它是代代相传的无声语言：阿嬷教给孙子的，不只是翻锅的技巧，更是对生活的热忱。

它是漂泊者怀里的故乡：无论走多远，只要铁锅嗞嗞响起，只要海蛎的鲜甜在舌尖化开，就知道回家了。

下次有人问我什么是闽南的味道，我会说：去泉州西街，找一个下雨天。听雨打骑楼，看一位戴丁香环的阿嬷，如何在铁锅上让一粒粒海蛎起舞。

那舞蹈里有海的潮汐，有岁月的温度，有一个民族向海而生、化平凡为神奇的全部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