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五点的黄石港，江雾还未散尽，老街上几间饼铺的灯却已亮了许久。昏黄的灯光下，老师傅将昨夜醒好的面团从缸里取出，手腕翻转间，案板上传来沉稳而有节奏的“啪啪”声。这不是普通的和面，水的温度、揉捏的力道与时长，全是几十年手感积累下的秘密。面粉选的是江汉平原产的硬粒麦，蛋白质含量高，揉出的面皮才有那股子柔韧劲道。

另一边，大铁锅里正慢火炒着今年新收的芝麻。芝麻是黄石港饼的魂。老师傅不用温度计，只凭一双耳朵听那“噼啪”微响，靠一双眼看那色泽由灰白转为浅褐，再用指尖捻起几粒一搓，香气倏地窜出，便是火候刚好的信号。炒香的芝麻，一部分要细细磨成酱，另一部分则完整地留着，待会儿密密麻麻地撒在饼面上，像给糕点披上一件星辰织就的外衣。

馅料的调配是另一个舞台。磨好的芝麻酱与本地土法熬制的红糖缓融，偶尔还会加入一小勺澄清的桂花蜜，或是几粒切碎的核桃仁。糖的份量是关键，多一分则腻，少一分则寡。老师傅们信奉“手感”，那一盆深褐色的馅料，最终要达到的是一种“甜得厚道，香得扎实”的境界。当一切准备就绪，包制便开始了。一坨面团在掌心压成圆片，舀上一勺油润的馅料，虎口轻拢，慢慢收口，再轻轻压成浑圆的饼坯。这动作看似简单，却要确保馅料居中，皮厚均匀，任何一个环节的疏忽，都会在烘烤后暴露无遗。

炭火与时光交织的蜕变

烘烤，是黄石港饼生命中最辉煌的仪式。在许多坚守传统的老作坊里，依然沿用着砖砌的炭火炉。饼坯被送入炉膛，贴在炽热的炉壁上。接下来的时间，便是火与面、热与香之间一场静默的对话。师傅需要时刻关注火候，用长柄铁铲调整饼的位置，让每一面都受热均匀。炉火舔舐着饼身，芝麻的油脂被逼出，发出细微的“滋滋”声，混合着麦香与焦糖香的浓郁气息，开始从炉口溢出，弥漫整条小巷。

大约二十分钟后，饼的边缘率先染上动人的金棕色，表面的芝麻粒颗颗鼓起，变得金黄酥脆。用铁铲轻轻一敲，能听到清脆的“壳壳”声，这便是好了。刚出炉的黄石港饼烫手，需得放在竹匾上自然晾凉。这冷却的过程并非简单的降温，而是风味的又一次凝聚与稳定。热气渐渐散去，那层酥皮会达到一种微妙的平衡：极致的酥脆，却又在入口时带着恰到好处的油脂感，不会干噎。

当指尖触碰到微温的饼身，轻轻掰开，“咔嚓”一声脆响，内部柔软深色的馅料显露出来，热气携带着更复杂的香气扑面而来。咬下一口，体验是层次分明的：首先是牙齿穿透酥皮那瞬间的破裂感，紧接着是芝麻馅料那细腻、绵密、近乎流沙般的质地包裹住味蕾。红糖的醇甜与芝麻的焦香是主调，若有若无的桂花清韵则像乐章中的一段悠扬间奏，巧妙地化解了厚重。偶尔嚼到一颗核桃碎，又增添了一分意外的松脆惊喜。这味道扎实而温暖，不花哨，却有着直抵人心的力量。配上一杯清冽的绿茶，甜与涩在口中交融，便是许多黄石人最熟悉的午后光景。

从救急干粮到情感图腾

关于这枚饼的来历，黄石的老人们能讲出好几个版本。流传最广的一个故事，与清末民初的一场水患有关。据说当时江水泛滥，田舍被淹，粮食紧缺。一位住在港边的刘姓妇人，将家中仅存的一点面粉、一小袋芝麻和舍不得吃的红糖和在一起，在柴火灶上烙成了饼，分给逃难的邻里充饥。这种饼饱腹耐存，味道竟出奇地好，很快便在灾民中传开。大水退去后，人们念念不忘那口香甜，便依样制作，并因出自黄石港，而称之为“港饼”。另一个版本则更贴近码头生活的底色。在以水运为血脉的年代，黄石港船桅如林，搬运工和船夫需要一种能揣在怀里、顶饿经放的能量补给。于是，这种用料实在、高糖高油的芝麻饼便应运而生，成为他们闯荡风浪时最忠实的伙伴。

无论哪个版本更接近真相，黄石港饼从诞生之初，就与这片土地上的普通人、他们的生计与悲欢紧紧捆绑。它从解决温饱的实用品，慢慢渗透进本地生活的肌理，演化为一种文化符号。春节时，家家户户的果盘里少不了它，寓意团圆美满；中秋佳节，它和月饼一起被装入礼盒，寄托对亲友的甜蜜祝福；老人做寿，印着红色“寿”字的港饼是必备之品；就连孩子们开学，书包里也常会被塞进两块，当作课间的零嘴。它出现在街头巷尾的茶馆，也出现在地方戏曲的唱词里，成为“家乡味”最具体的代言。

时至今日，机械化的生产线能让黄石港饼走向更远的市场，但那些藏在老街深处的炭火炉，依然在清晨准时飘出第一缕香。这香气里，有长江水汽的湿润，有码头历史的回响，更有无数个家庭灶台上升腾起的、关于团聚与平安的恒久守望。一枚小小的饼，就这样成了连接过往与当下、个体与集体的一枚甘甜的信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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