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外的雪下得正紧。波士顿公寓的暖气片发出铜哨音般的嘶嘶声，却烘不出半点年味。视频里，母亲的脸在手机屏幕里泛着蓝光：“囡囡，今年又不回来啦？”她身后的厨房，瓷砖是老式的绿白格，我甚至能想象那上面经年累月的擦不去的油腻光泽。父亲的声音从画外传来，模糊而遥远：“汤笃好了，肉皮要趁热吃。” 一股莫名的酸楚，毫无征兆地，从鼻腔直冲上来。我慌忙挂断，深怕那一声哽咽漏了馅。

肉皮。是了，小葱肉皮汤。我家年夜饭席上，那道永远在白斩鸡、走油肉之后，最后才上的最不起眼的汤。金黄酥松的肉皮，经久炖，吸饱了汤汁，变得肥腴软糯，沉在碗底；顶上一层切得细细的碧绿的葱花，被滚汤一激，香气“轰”地腾起，是清洌的，却又被底下醇厚的油脂托着，不飘不散。小时候，我总嫌它土气，不及先上的“硬菜”风光。留学这些年，梦里常常有它。醒来，舌底涩涩，胃里更觉空空。

认识孙伟，是在麻省理工海登图书馆的角落。他蹲在地上，对着书架最底层一大排泛黄的科学与人文类书籍，鼻尖几乎要碰到书脊。我找一本关于现代主义建筑的影集，也在那一区。狭路相逢，他抬头，眼镜滑到鼻梁中段，眼神有些窘，又有些亮。他帮我取下书，指尖有薄薄的落尘。“谢谢。”我说。他点点头，说着带一点江南口音的普通话：“不客气。”后来才知道，他是东南大学的教授，来这边访学。金陵与上海，一水之隔，方言饮食，微妙地相似，又微妙地不同。

我们在一起，像两株在异国寒冬里偶然挨近的植物，靠着彼此身上那一点熟悉的东方的湿度，缓慢地生出根须。第一个春节，我们挤在我那间小公寓里，试图复制一顿年夜饭。手忙脚乱，成果惨淡。忽然，他说：“我想喝一碗热汤。” 不是罗宋汤，不是奶油蘑菇汤，就是一碗简单的漂着葱花的热汤。可我们连一块像样的中式汤骨都找不到。

那一刻的寂寥，比窗外零下十度的寒风更彻骨。乡愁有了具体的形状，居然是一碗无法抵达的热汤。

婚后第一个春节，我们终于一起飞回上海。飞机降落浦东时，已是腊月二十九的傍晚。城市沉在冬日的灰霾里，霓虹初上，有一种疲惫而亲切的暖意。母亲开门，围裙上还沾着油渍，她先拉住孙伟的手，上下打量，眼里是笑，嘴里却说：“瘦了，外国的东西吃不惯吧？”父亲则默默接过我们的行李。

那顿年夜饭，母亲几乎搬出了毕生绝活。餐桌摆得琳琅满目。孙伟有些拘谨，话不多，只是很认真地吃，对每道菜都仔细品尝，然后给出学者式的称赞。直到最后，母亲端着一只青花大汤碗，从厨房走出来。一股朴素至极，却又霸道至极的郁香，立刻盖住了先前所有复杂的气息。

“最后一道，小葱肉皮汤，清清口。”母亲将汤碗放在桌子中央。金黄的肉皮半浮半沉，像松软的云朵浸在清亮的浅黄色汤汁里；小葱切碎碧绿生青，是早春第一茬的颜色。

“这是我们家的老规矩，”父亲开口，对孙伟说，“瑞兰外婆手里传下来的。肉皮，一定要买浦东三林塘的，炸得透，孔隙才多。用高汤，文火，笃上两个钟头，笃到肉皮酥烂，但形不散。”他说话时，母亲已为我们盛汤。先给孙伟。

孙伟道了谢，接过，没有立刻喝。他先看了看，然后用瓷勺，轻轻舀起一勺汤，吹了吹，送入口中。他闭上眼睛，停顿了很久。再睁开时，我看见他镜片后的眼眶，有些微微的红。他又舀起一块肉皮，那肉皮颤巍巍的，吸饱了光亮的汁水。他吃下去，咀嚼得很慢，像在品尝岁月的滋味。

“真好。”他最终只说了两个字，声音有点哑。然后，他抬起头，对我母亲笑了，那笑容里有种孩子气的被彻底安抚后的餍足。母亲愣住了，随即，脸上的皱纹像被和风拂过的水面，一层层漾开笑意，那是真正舒心、被懂得的笑。父亲也拿起酒杯，轻轻和孙伟的碰了一下。一切无需多言。

从那以后，这道汤成了我们家的“团圆汤”。每年春节，无论多忙，我们必定千里迢迢赶回上海吃这顿团圆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