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的横空出世不仅对普通人是个震撼,青铜大面具一亮相考古圈也都愣住了。这个“突然冒出来”的古文明,既不像中原也不像西域,偏偏又扎根在四川盆地,位置尴尬得刚刚好。
很多人说它神秘,其实它说的“话”,有一群人早就听懂了。椎髻发髻、纵目神像、刻符纹章、红铜神器……一条线拉过去,通到大凉山,通到彝族的史诗、礼俗和信仰里。
要读懂三星堆,得会看彝文,得认得铜神,得知道什么叫“堂狼山炼铜火不熄”。这些不是传说,是证据,是文化的回音。
三星堆有着自己的语言和文字,比如出土的青铜人像、兽面铜章、牙璋盾牌上都刻着符号,它们就是文字。
四川博物馆典藏着一件铜矛,矛刃中轴有连续刻符:三横两竖一钩,结构紧凑,有起笔、有收笔,具备“造字意图”。
研究人员从20世纪90年代起陆续提出对这些刻符的解释,但进展不快。直到彝文专家介入,才有了突破。
彝文属于象形方块文字系统,最早源自距今约三千年的南方民族记录系统。现代彝文保留了其基本结构,依然遵循主宾谓语序,这一点与三星堆出土刻符文本惊人一致。
1995年,云南文史专家用古彝文字成功释读三星堆铜章一组刻符。内容涉及神职、方位、属名。字体横直结合,句式完整,符合古彝书写系统。
不仅语法对应,字形也有重合。例如“太阳”字在彝文中写作一个中心圆外附辐条,与三星堆青铜神树上的刻痕完全重合。“祭”字在彝文中写作“人立铜台”,三星堆立人像恰恰站于高台,双手握物。
彝族典籍《查姆》中有记:“人初有神语,不晓言辞,祭火为文,刀刻为字。”这与三星堆青铜刻符“火器铜刻”如出一辙。三星堆出土文物大量运用点刻、刮刻、阳模压印,符合《查姆》所记“火文”传统。
三星堆的“文字”,不是没人懂,而是得用对工具,彝文就是钥匙。如果三星堆的神像在说话,那它说的,未必是甲骨文,更可能是彝人千年前就记得住的语言。
三星堆神像的脑袋很讲究。不管是青铜大立人,还是金面罩铜像,都有一个显眼的细节:椎髻发结。
其实“椎髻”这个发型,史书记载清楚。《蜀王本纪》写:蚕丛、柏灌、鱼凫等蜀王皆“椎髻左衽,不晓文字”。这个“椎髻”,在今天的大凉山还活着。
彝族男子成人后要束发成结,称为“阻莫”;长者加缀头饰,叫“翁比”;婚礼用的叫“阻贴”。这三种椎髻样式,和三星堆立人头像上“高束发结、右偏缠绕”的细节一致。
三星堆那尊顶级青铜立人像,高2.62米,头上椎髻直立,正中偏右,有金丝绕发根。这不是装饰,而是仪式化的标志。彝族成年男子椎髻,就是地位、年岁、身份的象征。
史学家指出,三星堆代表的古蜀文化,是彝族先民的一支,战败后南迁云南、贵州一带。彝族史诗《梅葛》记有:“彝人始于天菩萨,结髻为冠,走过断河。”“天菩萨”即为英雄形象,也是神的化身。
三星堆铜像形象中,椎髻与面具共存,面容厚重,耳垂垂大,五官“纵目”,这一点又和《华阳国志》中“蚕丛之目纵”完美对位。
现代彝族长者至今在祭天仪式中保留椎髻造型。云南昭通地区“火把节”上,头发高束的族长手持青铜刀、胸戴红铜铃,重演先祖形象。三星堆祭祀坑中,也出土大量青铜铃与手持礼器的神像。
铜像不动,但头发不骗人;发髻传得久了,就是族群的骨架,是“从头讲起”的文化证词。这也就难怪为什么人们要把二者联系起来。
在文字和发型之外,三星堆能够和彝族联系起来的地方还有不少。比如原料的来源和铸造工艺等,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三星堆的铜,不是从西域拉的,也不是从河洛运的。它的矿脉、合金、冶炼方式,都把方向指向滇东北。
三星堆青铜器的合金分析表明:铜为主体,锡次之,铅含量不超过10%。而这类铜矿,在中原少见,在滇东北的堂狼山地带大量存在。
《勒俄特依》记载:“堂狼山火起,铜随地出,支格阿鲁擎锤压地脉。”这不是传说,而是冶铜起源的族群记忆。
支格阿鲁是彝族创世神,在《洪水泛滥》《造铜为神》等古诗中多次登场,他用铜制天柱、建地梁,甚至把铜器作为通神工具。
三星堆出土的铜器中,青铜神树、鸟足尊、金面铜人、器形独特,尺寸巨大,铸造工艺采用“分模合铸”,与滇铜工艺体系完全契合。
云南文山、昭通等地至今有“火把铜神”崇拜。彝族人在传统信仰中认为“铜是雷神的骨头”,青铜是祭天之物,不可用于俗事,只能用于祖先、天神、部族首领的仪式。
三星堆的祭祀坑中,大量铜器为祭器而非日用器,说明用途一致。神树、铜人、铜兽,器器对位,场场仪式。
更重要的是,三星堆并未发现本地铜矿。它的铜从哪来?从滇东北,一路走铜马古道,穿越横断山,抵达成都平原。
这些铜,不仅传递技术,更传递信仰、制度、图腾和权力。铜在中原是兵器,在三星堆和彝族,是法器,是沟通天地的媒介。
三星堆不说话,但它的语言埋在铜里、缠在发上、刻在器上。但等待着人们去破解的三星堆迷雾很多,它是怎么出现、发展又消失的,至今没有准确说法。
谁能读懂它,就离华夏文明的起点更近一步。彝族人没说自己是中心,但他们手里那一把历史的钥匙,已经插进了锁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