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三点的ICU病房里,监测仪的滴答声像一把钝刀,缓慢地切割着我的神经。母亲的呼吸已经变得很轻,轻得仿佛随时会消散在消毒水的气味中。我机械地咀嚼着从家里带来的牛肉面,汤汁早已凝结成琥珀色的油脂,面条也坨成了一团。这是母亲发病前给我做的最后一顿饭,当时我还埋怨她放的香菜太多。
母亲总说,评判一碗牛肉面的标准,要看第二天加热时的香气。她惯用的牛腱子肉需要文火慢炖四小时,期间要撇去浮沫七次,最后加入的秘制香料包里有桂皮、八角和一片悄悄放进去的陈皮。这些细节我从没认真记住过,直到现在看着这碗凉透的面,才惊觉那些被我敷衍的烹饪讲解,都是她想要传承给我的生存技能。
监护仪的警报突然响起时,我正想起小学三年级那个暴雨天。母亲把雨衣整个裹在我身上,自己淋得透湿,回到家却先给我煮了碗驱寒的牛肉面。面条下埋着两片薄如蝉翼的牛肉,那是家里最后一点荤腥。她现在躺在病床上枯瘦的手腕上,还留着当年在纺织厂被机器烫伤的月牙形疤痕。
主治医生摘下口罩的瞬间,母亲忽然清醒过来。她浑浊的眼睛盯着我手里的面碗,嘴唇蠕动着想说什么。我慌忙把耳朵凑近,听见气若游丝的声音:"冰箱冷冻层...有分装好的高汤..."接着她做了一个让我终生难忘的动作——用尽最后的力气,把食指在汤汁里蘸了蘸,轻轻抹在我的手背上。这个她四十年来品尝咸淡的习惯性动作,成了我们之间最后的肢体接触。
葬礼后的第三周,我终于鼓起勇气打开母亲的冰箱。冷冻格里整齐码着十二个标注日期的保鲜盒,最新那盒写着"给芸芸生日用"。灶台上还摆着她惯用的搪瓷量勺,第三把的凹痕是某次我发烧时,她心不在焉敲出来的。当第一批高汤在锅中化开时,满屋飘起的香气里,我仿佛又听见她说:"火候要到汤汁能挂住勺背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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